第五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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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29
  约翰-基尔伍德的脸圆得像只气球,鼓鼓的,似要炸裂,舌头发紫,挂在嘴外,眼睛外凸。约翰-基尔伍德脖子上有一根尼龙绳。绳子系紧在浴室房顶的一个钩子上。约翰-基尔伍德就挂在那上面。他只穿着一条睡裤,上面被吐脏了。
  这是所有照片中的一张。
  还有许多别的照片,包括放大的脸,全是彩色的,全是高感光。我一张张地看,感到不舒服。鲁瑟尔探长将照片一张张地递给我。我们站在莫金斯的约翰-基尔伍德的房子里的二楼,这又是一个酷热天。屋子里有许多人,他们进进出出,站在鲁瑟尔和我周围。约翰-基尔伍德,那个详细招供了他是赫伯特-赫尔曼的真正凶手的人,已经一命归西了。
  “他是自己上吊的吗?”我问。
  “绝对不是。”鲁瑟尔说“我们几乎还什么也不懂,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:这不是自杀。约翰-基尔伍德是被杀的。”
  莫金斯这小地方只有三千居民,处在一个高坡上,从那里能远远地眺望格拉瑟和大海之间的地带。我们是穿过有古堡遗迹的大门驶进这座小城的,驶过一个男子的半身塑像。罗杰向我解释,这是拉米-封-瓦利指挥官,他于世纪之交在一次远征撒哈拉时阵亡,出生在莫金斯这里。约翰-基尔伍德的房子叫做“天宇”它坐落在一条非常狭窄的胡同里,前面是一座美丽的老教堂的广场。广场很小,长着梧桐树和几棵棕榈树。这座房子三层,狭长,窗户很高,挂满深红色的真丝窗帘。整座房子保持着红色调。
  除了鲁瑟尔、拉克洛斯、克斯勒以及刑警中心分局的凶杀科、鉴定科和司法警察的官员之外,还有另外三人在场。鲁瑟尔为我跟他们作了介绍。第一位叫做毛里斯-法布勒,来自巴黎的内政部。看他的穿着似乎级别很高,尽管他几乎一直沉默不语,观看着检查。第二个人来自巴黎的财政部,名叫米歇尔-里卡德,有一头蓬乱的黑发。他也差不多一声不吭。第三个人是从尼斯的美国领事馆过来的,因为基尔伍德是美国人。他叫弗朗茨-黎德威。最后,还有那位我已经认识的矮个子警医韦农大夫。主角约翰-基尔伍德不在场了。他已经被装在一只金属浴缸里弄到了法医研究所。痕迹寻找者和鉴定科的人员在屋子里穿行,把石墨撒到桌沿、杯子和瓶子上,寻找指纹和许多别的东西,一直在不停地拍照。
  没有谁对我的外表讲什么,他们有别的担心。讲的是法语,美国领事馆的那位讲得非常吃力,听力很差。一个警察走过来,不停地往这些男人的杯子里倒黑咖啡。我喝了三杯茶,这下我感觉好些了。
  拉克洛斯问候我时说,他们从凌晨五点起就在找我。也就是说,凌晨五点,鲁瑟尔和他进屋来,想唤醒基尔伍德,因为他担心基尔伍德会不会服食了过多的安眠药——对一个盛满威士忌的身体来说太多了。他们在浴室里发现了那个醉鬼,吊死在这根钩子上。
  我问:“你们先前进过屋吗?”
  “常进来,”拉克洛斯说“有时是我,有时是探长。”
  “我也进来过。”克斯勒说。
  “怎么样?”
  “基尔伍德在睡觉。女管家八点钟就走了。她是今天早晨来的,我们审讯了她,又放她走了。”
  “自从我们有了这份招供之后,昨天一整天我们轮班看管他。”鲁瑟尔说“对面是‘法兰西酒店’,我们把现场总指挥部设在那里面。我们等候来自巴黎的先生们。我们早就通知了美国领事馆。黎德威先生是二十二点左右赶到的。”
  “我也进过屋几回,看到基尔伍德正在睡觉。”黎德威用他的蹩脚法语说。
  “正如所说,我们大家都是一再地进去看。”拉克洛斯说。
  “你们为什么没有唤醒和逮捕基尔伍德?”
  “他根本不应该受到逮捕。没有理由逮捕。只不过是警方传讯。传票要等两位来自巴黎的先生带来。”
  内政部的法布勒说:“我们花了好长时间,才在这件事上取得一致意见。我们得跟美国大使馆商量。”
  财政部的里卡德说:“因此我们赶不上飞机了。空军的一架飞机把我们送到尼斯。我们从那里坐车赶来。遗憾,无法更快了。此事非同小可”
  “我明白。”我说。
  “我已经跟里卡德先生谈过。”克斯勒说。这两个人相互表示同事间的敬佩。
  鲁瑟尔说:“基尔伍德无法逃跑,这房子由宪兵看守着。在理论上有可能,有人从花园里潜入,由墙壁爬上去——墙上有常春藤——但这种可能性不太大。更有可能是某个人一直藏在房子里,没被我们发现,干完后溜走了。怎么做的,我无法想象。”
  “我也无法想象。”拉克洛斯说“最后我们不得不试图唤醒基尔伍德——来自巴黎的先生们已经陪我们等了好久了。”
  “另外,发现死者时,我是一同进屋的。”法布勒说。他脸色发黄,肝脏肯定有毛病。
  “我也是,”财政部的里卡德说“跟我的同事一道。”他望着克斯勒。
  “你们怎么会想到这里是谋杀而非自杀呢?”我问鲁瑟尔。他一边讲话,一边将已经冲洗放大的照片拿给我看。
  “大夫说的。”我们全都望向法医,那个矮个子,比拉克洛斯还要矮。
  韦农大夫抬起他的细胳臂。
  “这连小孩子都看得出来,卢卡斯先生!我们刚把他从钩子上取下来,我就看出来了。根本没疑问。当基尔伍德被挂上钩子时,他已经死了。”
  “大夫认为,”拉克洛斯说“基尔伍德是在睡觉时被尼龙绳勒死的。”
  “勒死的,乖乖,勒死的。”矮个子医生说。
  “原来他是被勒死的。”
  “这谁能知道?”韦农又举起细胳膊。他在浴室里来回走动,手里端着咖啡杯。浴室很大,我们全都站在里面。他喝上一小口。“我告诉您吧,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前我对死因什么也不能讲。看上去,基尔伍德像是被勒死的。”
  “那好吧。”我说。
  “但是这屁用也没有。我得剖开尸体。您看,乖乖,也可能是假装被勒死的。也许基尔伍德是被毒死的。或死于心肌梗塞。或因为被勒住咽喉吓死的。”
  “那好吧,可总得有个人把他挂上这根钩子呀。”
  “当然,乖乖,当然了。”韦农拦住那位拎着咖啡壶来回走的警察“我还要一杯。非常感谢。啊,真舒服。如果他真是被勒死的,他在尸体解剖时会显示出窒息的症状。我对您讲,这种事是最令人不舒服的,因为你事实上没有任何依据。在勒死时颈静脉和颈动脉堵塞,脊椎动脉却畅通。结果是脸上出现淤血,膨胀,发紫,等等。”
  “那脸是发紫,胀鼓鼓的。”我说。
  “它先前就是这样的!因为酗酒。基尔伍德酗酒,这我们全知道。它不像一个被勒死者那样紫那样肿胀。”
  “这么说他不是被勒死的?”我问。
  “谁这么讲了?”矮个子医生低声笑起来“也许这张脸是因为酗酒而发紫发肿的。当凶手将基尔伍德拖进浴室并吊起来时,他一定放松了尼龙绳。这样情况就完全变了,勒住喉咙引起的肿胀和紫斑会因此消失。”
  “真见鬼,”美国领事馆的那个人说“这简直是捉弄人。”
  “既然凶手做得这么天衣无缝,他为什么还要伪造出上吊的假象呢?”我问。
  “他以为他做得不是天衣无缝。他认为他这么做才没有破绽。他确实想得很周到,但还是有漏洞。他没有医学知识——我对您说过,这是最棘手的领域之一。”
  “但您还是肯定,基尔伍德不是自杀的。”
  “完全肯定!”
  “但是,为什么要杀死基尔伍德呢?在这份招供之后可没有理由这样做啊!”我说。
  “谁知道这份招供呢?”韦农胜利地掉头望“呃,啊!不管是谁藏在这屋里——我可以推断,是一个男人谋杀了基尔伍德,嘿嘿嘿——他肯定不知道。”韦农沾沾自喜“如果基尔伍德真是被勒死的,我解剖尸体必然会在结膜和头皮里发现出血,而且是大出血。当然也可能根本没出血。”
  “这个人让我发疯。”财政部的那个人低声对我讲,用一块手帕擦擦脸。
  “怎么会根本没出血?”拉克洛斯问,淡淡地微笑着,一脸狡黠。
  “这取决于——还有咖啡吗?有?好极了。请再来一杯。这取决于勒杀工具,也就是那根绳子,是不是抽紧了或中间又松开了。多谢咖啡,乖乖。”
  “这就是说,”我说“如果绳子抽紧了,那么,您就会找到特别多的血。”
  “完全相反!如果绳子抽紧了,非常紧而且突然,我就根本找不到出血。”
  美国领事馆的那个人发出声音:“噢!”
  “这位先生怎么了?”
  “流鼻涕。”鲁瑟尔说“为什么根本不出血?”
  “因为那时候所有的血管都突然闭合,血上不去。这可是一目了然的,小家伙,对不对?”
  “一目了然。”鲁瑟尔说“请您原谅,大夫。”
  “但也有可能绳子被猛一下抽紧了!凶手也不是在床上勒死基尔伍德的——如果是勒死的话——而是在浴室里。看看那浴缸旁的呕吐痕迹吧。我们在床上找不到。这样,死亡就是在浴室里发生的。这凶手想得可够聪明的,但还是聪明不到家。”韦农喝咖啡,然后来回走动,继续讲解“也可能是喉结受损。”
  “啊哈。”我说。
  “但也不一定!一件刺激物,这是勒杀,正如所说过的。如果是勒杀的话,我承认,有一些证据说明了此事。我在喉结下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勒痕。它是平面延伸,颈部很明显。我在尸体解剖时也能在甲状软骨和环状软骨里发现骨折。”
  “好,好!”拉克洛斯嘲讽地幸灾乐祸道。
  “但是我不必。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现不了这种骨折。”
  “这家伙真让我受不了。”美国领事馆那个人说。韦农冲他像孩子似的微笑。
  “请您现在忘记死因吧,大夫。死亡时间如何?您对此能讲点什么吗?”鲁瑟尔问。
  “对,这也是难以说清的一回事。难,很难”
  “为什么难?您是五点半来的。当您看到基尔伍德时,尸体发硬了没有?”
  “能不能给我点糖谢谢。先是局部变硬,下颚的肌肉。脖子和胳膊,腿和脚还没有。”
  “这么说您到达时,基尔伍德死了还不足五个小时。”
  “这正是问题所在。”
  “这怎么是个问题?”鲁瑟尔低声说“五个小时后尸体就完全发硬了。”
  “您说的!其他人可不这样讲。不过好吧,常温下五个小时。只是这房子里的温度不正常,浴室里尤其不正常。浴室里非常暖和,这你们全都会同意我,对不对?那好。也许,当我来时,基尔伍德已经死去五个小时了,但因为温暖,还没有全身发硬,小家伙。另外——发硬根本不是从下颚开始,而是从心脏——这我没解剖尸体又怎么能断定呢?”
  “我们知道,早晨五点钟基尔伍德无论如何已死了。因为这时候我们发现了他。您在五点三十分来到这里。有没有尸斑?”拉克洛斯问。
  “我未能发现。”
  “这么说基尔伍德死了还不到三小时”
  “等等,小家伙,等等当一个人被迅速勒死时,血虽然流得更快——但它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是液体,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尸斑出现得晚,虽然”
  财政部的里卡德大声呻吟。
  “好了,亲爱的大夫,”鲁瑟尔温和地说“请问——在这种种保留和不肯定之下,基尔伍德最早死于何时,最迟死于何时?”
  “这我不能给您准确的时间!这谁也做不到!”
  “不确切的时间。”
  韦农咕哝道:“不确切——这是不是说,您允许我有一小时的偏差?”
  “对。”
  “那我要说,基尔伍德不是死于零点三十分之前,也不是死于一点三十分之后。这就是说”
  “他在二十三点三十分就已经死了,但也有可能是两点三十分才死的,明白了,亲爱的大夫。”鲁瑟尔说。
  “我成了一个蠢货。”美国人说。
  不讲一句英语的韦农愉快地冲他点点头。
  拉克洛斯对我说:“另外,我们将您的所有笔迹都交给了我们的专家。”
  “结果如何?”
  “虽然恫吓信的笔迹经过了伪装,但是专家完全排除了有一个笔迹跟恫吓信的笔迹相符合。”路易-拉克洛斯说。
  我猛地转身,从浴室里走出,穿过房间来到阳台上。我深深地长呼吸。我不得不抓牢栏杆。如果我再继续听上一秒钟的话,我就要进精神病院了。我眺望格拉瑟深深的绿色山谷。在颤动的空气中,香水厂所有花圃的五彩缤纷也在颤动,紫色、红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白色和橘色。那是非常美丽的景色,我这辈子还从没这么痛苦过。
  30
  “卡琳,”我对我的妻子说“我想离婚。”
  “你再说一遍。”我妻子说。她穿着一件晨服,只是草草梳了梳头,没化妆。她不知道我会回家来,只准备了一块奶酪和啤酒当晚餐。我们面对面坐在大客厅的吃饭角落里,这时是晚上九点钟。客厅里点着四盏高高的落地灯,有着宽宽的、金黄色的钟形绸灯罩。
  我说:“我想离婚,卡琳。我很抱歉,可我不再爱你了,不能再跟你生活。我想离开你。”
  “因为另一个女人?”
  “因为另一个女人。”
  “你脸上有块奶酪,”我妻子说“擦掉它。上次你回来时,我就知道了。你骗不了我什么。”
  “我爱这个女人,卡琳。”我说,觉得自己卑鄙,也确实是这样,但是我别无选择,我已在飞机上深思熟虑过。“我爱这个女人。”我说。
  “这个脏货,跟一个已婚男人乱搞。”
  “她不知道我结过婚。后来我才对她讲了。”
  卡琳喝光她的杯子,重新倒上啤酒。她点燃一支烟,眯着眼打量我。
  “于是她说,如果你不跟你的老婆谈清楚,处理干净,那我就不再跟你来往了,对不?”
  “不,不是这么回事。”
  “哎呀,别再向我撒谎了,你这只胆小的狗!”
  “不是这么回事。完全不一样。”
  “怎么样?怎么样?怎么完全不一样呢?”
  “这无所谓。不一样。”
  “你想得太简单了。”我妻子卡琳说。
  “不,我没有想得太简单。”我说“如果我想得太简单的话,几年前我就跟你分手了。”
  “为什么呢?”
  “因为咱们早已经结束好几年了。因为我不再爱你,而你也好几年不再爱我了,你说实话。”
  “我一直爱着你。我将一直爱你,即使你是头猪。”我妻子卡琳说。
  “这不是真的。”我说。
  “这是真的。”卡琳说,说完哭起来,无声地哭。她继续吸烟,喝啤酒,眼泪从她美丽的脸庞上不停地流下来,像断了线似的。我们讲话声音不很大。“你知道我什么?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吗?你何时关心过我?你只关心那些脏货中的脏货。是戛纳的那个妓女,对吗?”
  “这个女人生活在戛纳。”我说。
  “这个戛纳妓女身上有什么特殊呢?”我妻子卡琳问“她在床上棒极了吗?她比我棒得多吗?”
  “我没跟她睡过觉。”我说。
  “你这个骗子。没跟她睡过觉,却想跟妻子离婚。这个戛纳的妓女跟你干什么?她有什么特别的手腕?现在,你老了,你当然得跟这么一个女人乱搞。对,你正是于这种事的合适年龄。那说吧,说吧,说吧,快说吧,你的妓女怎么做?她有什么秘密的把戏?”
  “我没跟她睡过觉。”
  “我没跟她睡过觉!”她模仿我的话“你这无辜的天使。她对你讲绝对不能承认此事吗?”
  “这是事实。”我说。
  “事实!原来她做得更好。那好极了。你和你对妓女的爱情。你一定是为那个女人发狂了。跟别的妓女,你总还要回家来休息休息。但这次不一样。”
  “这回一切都两样。”我说“这女人不是妓女。”
  “一位身着闪烁甲胄的高贵的骑士。”卡琳说,从额上拂开一缕金发。她还在哭,但是讲得很平静。“这回不是个妓女。突然,一下子。恰恰恰。不是妓女,对吗?”
  “不是。”
  “不是妓女?妓女!妓女!戛纳妓女!”
  “你住口。”我说。
  “要我住口?我?如果我不住口呢?那怎么样?你就要打我吗?你会杀死我吗?竟然要我住口!她比我漂亮吗?”
  我不回答。
  “我问她是不是比我漂亮!”
  “是。”我说。
  “好极了。”我妻子说“她比我年轻吗?”
  “不重要。”
  “那就是了。你知道你是什么吗?你是上帝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堆屎。你知道咱们结婚多久了吗?十年。”
  我担心她现在会说出那句话。“我将我生命中最好的十年赠送给了你。”卡琳说。这一下她说出它来了。
  “赠送。”我说。
  “对!”她突然像疯了似的嚷道“赠送!是谁照顾你,是谁等着你?经常是一等好几个月,变丑变老了,现在就要像一片纸那样扔掉吗?是谁拒绝了许多可爱的男人,接受了你?当时有许多可爱的,这你知道。我?是我!我手上戴着你的戒指。是你将它戴在了我的手上。你向我保证过,你要一直呆在我身边,不管是丰时歉时,不管是生病还是贫困,直到”
  “不。咱们没有在教堂里结婚,”我说“只去了结婚登记处。卡琳,请记住。”
  “因为你不愿去教堂!你也永远不愿戴戒指!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了!我的可怜的父母向我警告过你,尤其是爸爸。现在他们死了。现在我谁也没有了,只有你。连你我也没有了,你远离我数千公里,始终是这么远,这我能准确地感觉到,但你至少还回家来。你回来时,这里的人们就说,我有个丈夫,他老出差,身体不健康,睡觉时大喊大叫。现在我才明白,你为什么睡觉时大喊大叫了。”
  “别胡说,”我说“我喊叫几年了。那女人是我去戛纳后才认识的。”
  “她叫什么?”
  我沉默。
  “要查出这个来,不会很难。”
  “是的,不会很难。”我说。
  “我会查出来。”我妻子卡琳说“到时候我会对付那个妓女的,这我可以告诉你。我要搞得她不得不离开戛纳。”
  “你想怎么做?”
  “这不用你操心!破坏一场婚姻!为了一个妓女!这个天杀的”
  “我对你讲了,她不知道我结了婚。我没有同她睡过觉。”
  “我也要搞垮你!去古斯塔夫那儿!去公司里!我要把你的事讲给他们听!我倒要看看,你是不是还能继续保留你的这份美差,这份嫖妓流浪的美差。”
  “你不可能搞垮我而不搞垮你自己。”我说“你要生活,对不对?咱们需要钱,不管结没结婚。你不想饿死,不是吗?”
  “你这卑鄙的禽兽,”她说“我蔑视你。我打心眼里蔑视你,蔑视到死。”
  “放我走吧,卡琳。求你了,”我说“我请求你。咱们过的已不再是婚姻生活了。咱们俩还能怎么样?我答应你,永远照顾你,我将”
  “哎呀,瞧瞧他!你可真是高尚啊。活见鬼!摘帽致敬!一位绅士!这么说你要继续照顾我,你这头猪?你不想抛弃我不顾,逃走。你不想说,你找个活干干吧,你年轻、健康,还能工作。”
  “你也能。”我说。
  “我为什么要去工作?”她问“我从来没有犯过什么过错。是你想走,不是我。有法律。”
  “这我知道。”
  “谢天谢地,还有保护妇女的法律。”
  我从莫金斯那里的死人屋坐车回了戛纳。我在“庄严”酒店发现了一封古斯塔夫-勃兰登伯格的电报,要我速回杜塞尔多夫。我洗澡剃须,收拾了一下我的旅行软包,穿了一身休闲西服,是昂热拉为我挑选的第二套。下一架经由巴黎飞往杜塞尔多夫的飞机三个半小时后才起飞,于是我坐到了空无一人的平台上。由于太阳炽热,那上面撑着许多伞。在“我们的”角落里,那个昂热拉和我坐过的角落里,我喝着一瓶香槟。但我心情越来越难受,在这个角落里我已无法忍受了。我走进大厅,想给昂热拉打电话。但后来还是没打。我在厅里坐了两个小时,老想打电话,但终于没打。我没有勇气打。我的上衣袋里放着那两只钻石耳环。我玩着它们,然后我想将它们扔掉。这时我发觉,我都快神经失常了。我叫了辆出租车,前往尼斯,去机场。我在那里继续等,在尼斯喝的也是香槟。
  当呼叫我们的飞机时,我晕乎乎地出去上汽车。我像个傻子似的抬头望参观台,但昂热拉当然不在那儿。我绊了一下,险些跌倒,在我上汽车时。所有的人都看着我,发觉我喝醉了。后来,在飞机上,他们也看着我,虽然我非常安静地坐着,什么也不再喝了,只想着我现在必须跟卡琳分手。那些人,他们还老是看着我,也许我脸上有脏东西。
  后来,我坐着一辆出租车回家,给古斯塔夫打了电话。他还在他的办公室里,要我明天九点去他的办公室。然后我们吃了奶酪面包,卡琳和我,喝啤酒。后来我告诉她,我爱另一个女人,想跟她分手,她作出了回答,一切正如我至此所写的。杜塞尔多夫的天气变得非常暖和,一个闷热的夜晚,我们开着窗户。
  我妻子卡琳从她的晨服里取出一块手帕,擦去眼泪,摸鼻涕,十分冷静地问:“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?”
  这一瞬间我心乱加麻。瞧,我充满负罪感地回家来,开始了这席谈话。我知道,我是一头猪,因为另一个女人就想离开妻子。我对自己说,只有一头猪才干这种事。但我非这么做不可,别无选择。我太爱昂热拉了,以至于我无法跟卡琳在同一个屋顶下再忍受一夜。尽管如此,我害怕这席谈话,害怕歇斯底里大发作和爱情的呓语。请求、哀求、誓言。看来男人们对跟他们结成不幸婚姻的女人们完全想象错了。他们以为,这些女人,当她们因为另一个女人被抛弃时,她们会自杀、崩溃、自暴自弃。因为尽管这一切,她们仍然爱着她们的丈夫。但似乎不是这么回事。
  “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?”我妻子卡琳实实在在、冷冷淡淡地问。
  这一下我的负罪感骤然消失了。
  “我当然把房子留给你。”我说“我搬出去。随便去哪儿,去一家酒店。我还不知道。”其实我已经知道了,但现在我不直说。“我身边有三千马克,可以马上给你两千八。我付房租、保险等等,你得到足够的钱,足以生活,直到我们拿到官方的判决。”
  “什么叫官方的判决?”
  “如果我们离婚的话。”
  “谁讲我要离婚了?我一句也没这么讲过。你很想这样,但是我不答应。一句不讲。我现在得跟我的律师谈。在此之前我什么也不讲。那么你给我多少?”
  我报出一个对于我的状况相当高的数字。
  “这太少!这样我无法维持生活。这倒很适合你。我得点零钱挨饿,你给我一个月的钱只够你跟你的戛纳妓女两天之内就奢侈地花光。”
  “我也只有我的工资。”我说“我没有财产。”
  “你有一个银行户头。”
  “你知道那上面有多少。”
  “户头上是你的名字。我只有签字权。如果我把上面的全提光,你怎么办?”
  “你不会这么做的,”我说“免得理亏。”我说,打算明天一大早就禁止卡琳使用这个户头。
  “瑞士的股票,其中也有一半属于我。”卡琳说“我可以飞往苏黎世,卖掉那一半。”
  “你可以这么做。”我说。奇怪的是我对瑞士的股票无所谓。我明天也得去找我的律师。他二十年来就是我的律师和我的朋友。我得跟他商量。
  “我现在什么都不讲了,”卡琳说“你别诱我钻陷阱。我得跟我的律师谈。他会告诉我该怎么做。你怎么想的?想我今天就说同意,让你跟你的戛纳妓女结婚?让你随便娶哪个妓女?你从我嘴里得不到一句话。我现在得为我想想。我需要安全——如果我别的什么也得不到的话。我们拥有的钱,是我们的钱,不是你的。”
  “这是对的,”我说“我们有共同的财产。不过,你存的钱也不是你的。它也是我们的。”
  现在,当我们只谈到钱时,我们谈得非常平静冷淡,声音轻细,互相不看对方。
  “好吧,你这头猪,”卡琳说“你打的什么主意?”
  “我搬出去,现在立即搬。”
  “可笑。你的东西呢?”
  “我带上,只带最必须的。”
  “怎么拿?”
  “放在我的车子里。”
  “那是我们的车!”卡琳喊道。
  我站起来。
  “你想去哪里?”
  “收拾东西。”我说“天晚了。”
  这一下她又哭起来了。她从我身旁跑进她的房间,摔上门,我听到她在哽咽。接下来我听到她抽泣了整整一小时。
  31
  我脱去上装,解开领带,走进更衣室,先是从壁橱最上面的格子里取出三只大箱子。在飞机上,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我必须带上的所有东西。这张纸条是这样的:
  象玳瑁纽扣鞋
  西西里亚的小马电话地址本保险单
  打字机支票簿旅行闹钟
  西服汽车证件小收音机
  换洗衣服资料米诺克斯相机
  领带法郎雨衣
  这单子很可笑,不过我还是照着它收拾。我先是收拾了整整一箱子衬衫、内衣、袜子、鞋和领带。有一大堆东西。每当我停下来歇一会儿时,我就听到卡琳在抽泣。她的抽泣声更大了。
  我走进杂物间,找到一只内有木棉的大箱子,拎进卧室,拿木棉小心包好我的象等等,再拿报纸包起,一个一个地包。然后是那只彩色的小马。然后是那只半导体小收音机,它放在我的床头,虽然我们有一台高档音响,我还是很喜欢它。最后是米诺克斯相机。我把我放在写字台里的个人资料、我的私人电话本、汽车证件、玳瑁纽扣、领带别针和三块手表收进一只旅行包里。我带上了我的全部手表,这尤其可笑。那些手表,包括我戴在手上的,全是卡琳送给我的。
  收拾完,我就把箱子和纸箱搬下去。我的车停在楼前。我使用电梯,把箱子放进车尾的行李箱。好在它很大,但还是不够大。一只箱子和旅行包放在后排坐位上,装象的纸箱子放到前面司机旁边的坐位上。我不得不几次上楼。第二趟时,对面的门开了,我们的邻居哈特维希夫人站在那里。
  “晚上好,卢卡斯先生。”
  “晚上好。”我说,想往前走,可是她跟着我。
  “您在干什么?您搬出去?”
  “暂时搬出去,是的,哈特维希夫人。”从室内能听到卡琳的抽泣。
  “您可怜的妻子”
  “是的,”我说“请您原谅,哈特维希夫人。”
  “您这么做不公平,卢卡斯先生。您有这么个好妻子”
  “哈特维希夫人”
  “什么事,卢卡斯先生?”
  “您管好您自己的事吧。”
  她说声“不要脸”就走了,摔上了她的门。当我开始将我的西服连同衣架运下去时,我感到,她正在透过门上的猫眼观察我。它们很沉。我在潮湿的闷热中淌汗。我的腿和脚疼起来。我吞服药片,没效果。这活儿真累人,我真想休息,但是没办法。我把西服挂在后座上,挂不下的就放在箱子上。街上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着我,他们出来透透气。我大声地诅咒。衬衫、裤子,全粘着,汗从头发上流经额头淌到脸上。我终于全弄完了。车子超载,陷了下去。我再一次乘电梯上去,打开卧室门。我把两千八百马克的百元钞票扔在一个橱柜上。卡琳横躺在床上,眼睛盯着天花板,嚎啕大哭,哽咽不止。
  “这是第一批钱。一旦我知道我住在哪里,我会通知你。”我说。
  她默不作声。
  “好好过,卡琳。”我说“如果你能的话,请你原谅我。”
  “要我原谅你?绝不会。绝不!上帝会惩罚你!你这恶棍!”
  这样做没有意义。现在我得赶紧走。我走向门口,突然听到卡琳从床上跳起,跟在我身后跑过来。我来到门口。当我走进过道时,卡琳追上了我。她抱住我,嘶声喊:“留下来!留下来!你别这样!你别这样!”
  “我要走,原谅我。”我说,挣开她。对面的门拉开了,哈特维希夫人又站在那里。一见到她,卡琳就喊道:“哈特维希夫人,我丈夫离开我了!”说完,她扑进哈特维希夫人的怀里,痉挛地大哭,听起来很吓人。
  “这看得出来,”当我走进电梯时哈特维希夫人说“但您不是孤独的。您还有朋友们。我丈夫和我也是您的朋友。可怜的、亲爱的卢卡斯夫人。您丈夫会明白的。您丈夫,他会大吃一惊!”
  我摁下行的按钮,电梯滑下去。我听到卡琳突然在我身后嗄声嘶喊:“罪犯!猪!可怜的狗!你会受到我的惩罚!我要让你一贫如洗!”
  我还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夹杂在其间的喊叫,我不理解她说的是什么。我累得喘气,直淌汗,我的脚很疼。我想,这一切现在应该是开始而不是结束。我把上衣搭在肩上。我来到地下室,在身后关上了房门,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次穿过这道门,对,最后一次。
  32
  我驾驶得非常谨慎,因为我情绪激动,担心发生车祸。我朝着城外的洛豪森机场开去。那里有杜塞尔多夫的“洲际酒店”环球保险公司总是把它的所有来访者和客人安顿在那里。我认识门卫、经理和总经理。我们享有折扣价。我落地之后给总经理打过电话,告诉了他我会来,因为我要跟我妻子分手。我问过他,能不能给我一套有许多壁橱的大房间——时间不定。我们就价格达成了一致意见。天气还很闷热。今天夜里是凉不下来了。当我来到“洲际酒店”时,我还在汗流不止。这回是酒店服务员帮我把所有的东西运上楼去——运到八楼一个漂亮的大套间里。果然有足够多的地方放我的内衣和我的西服。经理室让人给我在门厅里放了两瓶香槟酒,可我却没有心情喝香槟。我让酒吧里送来一瓶威士忌、许多冰块和苏打水。我开始从箱子里往外取东西,一边喝着酒,渐渐平静下来了。我脱得光光的,虽然房间里开了空调,但我根本不适应体力劳动。我喝酒,把西服挂起来,放好换洗衣服以及其它一切。象和那匹小马我放在门厅靠墙的两块大搁板上。我想,文件明早得存进酒店保险箱。然后我得从银行取钱,将户头冻结,不让卡琳取钱。这又是一桩卑鄙的行为,但是我不想冒风险。凌晨两点左右,我终于收拾停当了。我累坏了,空落落地坐在那里,急促地喘气。我的脚疼得厉害。我继续喝酒,感觉醉了。我所能想的一切是:我离开卡琳了。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。但我离开卡琳了。
  然后我给她打电话。她马上就来接了。我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和她丈夫的声音,他们显然是在我妻子身旁。
  “卡琳,我住在‘洲际酒店’。”我说。
  “噢。”她说完就挂断了。
  我坐到客厅里一扇窗户前,眺望夜空,望着机场的方向。那里亮着很多白色、红色和蓝色的灯光,灯光照得起飞跑道亮如白昼。不时有一架飞机起飞或降落。这一定是运送邮件的飞机,我想。或者是中途降落的飞机,它们从很远的地方飞来,还得飞很长的一段距离。飞机有时候紧贴着酒店飞,奇怪的是听不到它们的隆隆声——就像戛纳的飞机一样,它们降落在尼斯。
  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,因此我打开我的小收音机。频率指针指着法兰克福美国军队网络台,那个美军台。我听到的第一首歌是鲍勃-迪兰的声音,千真万确。“那答案,我的朋友,随风飘去。答案随风飘去”我马上又把机子关掉了,继续喝酒,想昂热拉。我的身体因渴望她而疼痛。
  凌晨四点我已酩酊大醉。于是我要求接通戛纳的电话。过了一会儿昂热拉来接听。我讲话有点儿费劲,但是特别清楚。起初她没反应过来。
  “我不想再跟你来往。”她说“你在哪里?在‘庄严’酒店吗?你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?”
  “我在杜塞尔多夫。”我说。
  “哪里?”
  “在德国。在杜塞尔多夫。”这回我们互相讲的是法语。昂热拉还迷迷糊糊的,没法讲德语。
  “你不在戛纳?”
  “不在。我不得不回来。”
  “你事先没给我打电话。”
  “我没有勇气打。”
  “昨天刑警们到过我这里。他们找你。在你离开我这里之后,你失踪了。你上哪儿去了?”
  “去了一家酒吧,然后去了一个婊子那儿。”我说“基尔伍德被杀了。”
  “这我知道。你以为这里出了什么事呢?记者,记者。来自全世界。基尔伍德的律师们。美国的警官。但一切都进行得很保密。报纸只报导了谋杀,显然是要避免一场丑闻。噢,罗伯特,你为什么要骗我?”
  “我对你讲了真话。”
  “是的,到最后。但你起初撒谎了。”
  “现在我不再撒谎了,昂热拉。”我说“我不在我妻子身边。我离开了她”
  “噢,老天。”昂热拉说。
  “我是从一家酒店打的电话。”我告诉她是哪家酒店,给了她电话号码。
  “等等。等等。我先得取我的眼镜取点写字用的东西号码是多少?”
  我又从头说了一遍,她记下来。
  “我离开了我妻子,让你看看,我对你讲的是实话。我不再爱我的妻子了,已经好长时间不爱了。明天我去找律师——我指的是今天——申请离婚。当然,我对离婚负有责任。”
  昂热拉听后沉默了许久,我甚至以为她挂掉了。
  “昂热拉!”
  “嗯。”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“你再来吧,罗伯特”
  “行,昂热拉,行。”我说,这时我体内的疼痛消逝了,像是被一场奇迹吹走了。
  “你什么时候来?”
  “我还不清楚。”
  “很快吗?”
  “我尽量快。但我还不知道有多快。我在这里有事。我明天晚上再给你打电话,好吗?”
  “你随时可以打,”昂热拉说“上午,晚上,夜里,凌晨,就像现在这样。我会一直在家,等你的电话。你感觉怎么样?”
  “可怕,”我说“非常幸福,幸福无比。两者都有。”
  “我也是,”昂热拉说“我也是,罗伯特。但是特别害怕。咱们这样做是不对的。”
  “这没什么不对,我对你讲,我的婚姻只剩下了装模作样。”
  “是的,这点我现在相信了。否则我现在也不会搭理你。但这还是不对。”
  “不是。”我说。
  “就是!”昂热拉说“上帝会因此惩罚我们。”
  “为了我们彼此相爱?”我问。
  “你知道为什么。”昂热拉说“你不能跟上帝赌。”
  “但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,只能这么做。”我说“自从我爱上你之后,就不能了,昂热拉。”
  又是一段无尽的间歇。电话听筒发出了杂音。
  然后她说:“我也不能,罗伯特。”昂热拉说“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。”
  “一切都会对我们有利。”我说。她默然不语。
  “你不相信吗?”
  “不,”她说“可我真想相信它。你喝醉了酒,对不对?”
  “对,”我说“很厉害。”
  “我希望我也能醉。”昂热拉说“那就明晚再说。我等你的电话,罗伯特。我”然后线路突然断了。我考虑是不是再挂一个电话,但后来我放弃了。我坐在那里,双脚搁在一张桌子上,喝着酒,眺望飞机场上的无数灯光。那许多灯让我回想起戛纳。一架飞机直接从酒店上空飞走了。我看到它的航行灯闪烁着直冲我飞来,后来飞行员将它陡然拉高,但喷气式发动机的声音很轻。我蓦然觉得一切都不真实了,一点也不真实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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