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07章另类新书包
小时候偷水果、偷胡豆、豌豆、黄瓜、番茄……反正都是能马上吃的，胡豆、豌豆麻烦一些，需要拔干草烧堆火烧熟，不然吃了后屁声此起彼伏。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好些年，从小学到初中毕业，虽然也被人追过很多回，记忆中，从没被抓住过，可能是老天垂怜可怜的孩子，不然真没人垂怜了。
到我开始上小学时，肖玲玲也上小学，虽然她比我小一岁，为了有个伴，肖玲玲与我同时上学，也不用大人送，显然大人对那八里崎岖山路是很放心的，李文白家的孩子也在上学，附近几个村里也有很多孩子走在那条路上，那是唯一的路。
到我们几个小伙伴都已经不上学了，听到有一首歌叫《母亲》，我总觉得那歌曲写的是堂吉诃德似的幻想，歌中唱道：“你读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，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，你爱吃的那三鲜馅有人给你包，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……”
每次听到《母亲》这首歌，我一直坚持认为写歌的人太过片面，他肯定不知道，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新书包，没有花折伞，泪水也没人擦，只能迎风把泪水吹干，留下心里的烙印，一生难忘怀。
我用的书包是李瞎子平日里赶集用的帆布包，暗黄色，袋口和背带已经有些脱线，就像飘荡在风里的白发，肖玲玲的一样，也是肖大刚以前赶集用的帆布包，只是肖玲玲那帆布包的白发稍微少一些。
我和肖玲玲的书包，和李文白家那几个我的同胞兄弟们的书包比起来，算得上是“新书包”了，李文白家大女儿李敏稍微好一些，可能考虑到是女孩子，又是家里长女，她也能背一个帆布包，帆布包的白发比我的还多，并且有很好的透气性，大小不同的几个窟窿，能看到里面装的什么书，彰显着她比我们大几级。
李木、李水、李余的书包简直是天下一绝，别具一格到世间仅有。他们面对自己的书包和别人的眼神，显得那样从容淡定、荣辱不惊，只稍微带一点怯懦和羞涩。多年以后，我看着我的四个一母同胞“荣归故里”时，我常常想，他们的不要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练就的，因淬炼得早，所以长大以后，这不要脸的功力少有人能与之并肩，以甩开别人望尘莫及的距离，很快取得了四镇八村那些一起与他们走出山村的孩子们，无法达到的“成功”。
他们的书包只武侠小说中第一大帮丐帮，能望其项背，装过化肥的两条大麻袋套起来（这样会耐用一些），新书旧书、铅笔钢笔、橡皮檫等等往里一扔，抗起来就走。这种书包收拾也极其方便，需要带的东西往里一拢，需要时伸手就能拿，这样好的书包，李木、李水、李余极其珍惜，必定这种装过化肥的麻袋，对于李文白家来说，也算是奢侈品了。
他们会常常把麻袋提起来看看底部，看看有没有铅笔快钻出来了，这可能是经验，也可能是陶春兰和李文白教的，严防财富遗失。
瘦小苦干的三兄弟，抗着麻袋书包时，感觉书包比人壮实。
花折伞这东西在山村更是少见，黑布雨伞已经算是难得的高档货了，李文白家自然是买不起高档货的。南方的雨季很是漫长，细雨霏霏的日子没完没了，这时候，需要装化肥麻袋的内衬担当起遮雨的重任，麻袋的内衬是透明塑料，其长度刚好能盖住一个孩子的身体，把其中一侧豁开，顶在头上，飘逸得如出落凡尘的大仙。当雨水迎面而来时，就只能好好享受风雨交加，只把麻袋书包小心翼翼的背在背上，避免雨伞打湿。
不管春夏秋冬，只要下雨，肯定得湿半身，瑟瑟发抖是常态，没人关心瑟瑟发抖，没人关心你湿了多少，老师也艰难，常常听见老师议论又多久多久没发工资了，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教书育人，已经是这小镇最高尚的灵魂了。穷和艰难是山村的常态，没有关心这种常态，只是李文白家更穷、更艰难一些，更不会有人关心，就像陶春兰常常教育我们说的：“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”，穷在深山会更惨。
走八里崎岖山路去镇上读书，还有一样极其重要的东西要带，那就是中午饭怎么解决的问题，那种智慧现在没有了。每个孩子带一个搪瓷杯，大小根据你的饭量而定，再带上米和红薯，到学校时，把米或者红薯放进搪瓷杯里，交给食堂，食堂统一用大蒸笼蒸熟，这几乎是每个孩子中午饭的解决方式。
李文白家是没有搪瓷杯这种东西的，他们家的孩子是用别人抛弃的铁皮罐头罐代替，里面装的也大多是红薯，米粒很少。这也有利有弊，搪瓷杯大多长相差不多，各自在盖子或者手柄处做上自己的记号，铁皮罐头则是不需要的，那样鹤立鸡群，老远就能看得见。
到中午排队去食堂寻找自己的饭碗时，他们能好不费劲的找到自己的饭碗，搪瓷杯有盖子，铁皮罐没有盖子，里面又是蒸熟了的红薯，几百个密密麻麻的饭杯，一眼便能望见那红薯的金黄，有时候被挤扁了也无所谓，空铁皮罐到处都能减到，先将就一餐，下一餐又是新的饭碗。
饥饿一上午的孩子们，中午冲向食堂时，如山呼海啸一般，肖玲玲每次都只能远远的站在门外，我和我的同胞兄弟冲进战场一样的食堂里，寻找自己的饭碗，顺便帮肖玲玲的一起带出来。
肖玲玲的搪瓷杯常常丢了，等食堂的人散得一个也没有时，搪瓷杯的饭碗还没有找到，那就是丢了，太好看、太新的搪瓷杯常常丢，被谁偷的不知道，还是李敏、李木、李水、李余四姐弟的饭碗安全，从没丢过，我的也丢了好多回。
好在我们六个孩子平时耍得好，每到丢饭碗时，就凸显出有四个一母同胞的重要性，要是肖玲玲的丢了，我的给她吃，我去分一点四姐弟的红薯吃，要是我的丢了，我就分一点肖玲玲的吃，再分一点四姐弟的，中午饭吃不饱也无所谓，晚上回家再吃。其实饿过肚子的人都知道，饿着饿着就会忘了肚子饿，实在不行，多喝点食堂的自来水，那东西是不要钱的，最多是多跑几趟厕所。
下雨天是枯燥无味的，整个世界都是湿的，人也是湿的，湿得人一点开心和浪漫的情怀都没有了，仿佛所有的情绪都被雨水淹没得频临死亡，再没有多余的力气寻找欢乐，雨天是那样的让人憎恨。
天干地爽，我们放学回家的路才会有欢乐，背着麻袋的和背着帆布包的，一起走在那条放学的回家路上，不管中午有没有饿肚子，此时都得寻出一些欢乐来。
童年里，人极其容易欢笑，掏一个鸟窝，烧一窝野蜂巢，看见别人摔倒在地上，山风突然吹起落叶，天上的云变换成各种动物的模样……都能让我们觉得好开心，还有肖玲玲的歌声，我们一起唱起来时，歌声在山沟里回荡，庄稼地里正干活的人，也会直起腰来，为这歌声仰望。
到傍晚放学时，这条路上全是孩子，我们六个一起，越走人越少，直到只有我们时，那就快到家了，因为我们这两个村处于两镇交界处，是离镇上最远的村了。
苦逼的孩子是不知道苦逼的，有一口吃的，还能上学，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。那时大一点的李木和李敏常常说：“真搞不懂，怎么会有那么多孩子不爱上学，不上学，在家里要做多少事情啊？”
这话别的孩子不懂，我和肖玲玲能懂，李文白家的孩子那样爱上学，是因为在家里有做不完的事情，农村里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付出体力和汗水，干得看不到尽头。而上学就好多了，天刚蒙蒙亮，凌晨五六点就从家里出走，到傍晚时，才回到家里，最多就是上山割一回猪草，一天下来显得轻松多了。
这条上学的路也并非是坦途，总有那么些恶霸一样的孩子，在这条路上称王称霸，我们六个一道，几乎没有人敢欺负我们。只有那么一个不上学的孩子，不只什么时候，他知道我和肖玲玲每天会带两毛钱零花钱后，天天就开始惦记我和肖玲玲的四毛钱。
这四毛钱能买四块冰棍，或者一个土面包，或者十六杯甜糖水，或者四十颗裹着糖的花生米。我和肖玲玲一般是用来买甜糖水，请李文白家的孩子一起喝，他们兜里从来没有一分钱，但他们喝了我们的糖水，却不帮我们一起对付那个路上的小恶霸，我和肖玲玲也不计较。因为他们在外面只要有一点点打架这样的是非事情，不管对错，回去一定得挨李文白一顿好打，已经被打怕了，在外面打架这样的大事情，只能交给我和肖玲玲，因为我们两个不挨父母打。
那个小恶霸出现在路上时，我们一般是飞快的跑，他常常是跑不过我们的，我们满山遍野捡蜗牛时锻炼得好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和肖玲玲是非常有英雄气概的，我们的英雄豪情来源于不会被父母打。这个小恶魔力气很大，我们联手也很少打得过他，被他抢了好几次两毛钱，有时候一毛钱，总之这小恶霸是不会空手而归的。
被小恶霸抢了那么几回后，我和肖玲玲便私下想办法要狠狠教训他。那一天上学，雾色朦胧中，那个小恶霸的身影又出现了，我的四个一母同胞一如既往地放慢脚步，与我和肖玲玲拉开距离，其实他们不用害怕的，他们又没钱，有时会被小恶霸打两巴掌，那也比挨李文白的打轻松到不知哪里去了。
我和肖玲玲早已选好了远途的悬崖，等着好好教训这个小恶霸，看见他向我们如鬼魅魍魉一般的靠过来，我们慢慢往悬崖边上走去，走到悬崖边上时，我们两个再分开站着，趁着大雾，小恶霸趾高气扬的追过来，我顺手轻轻一推，小恶霸就飘进了大雾中，随即听到一声惨叫，我和肖玲玲拔腿就跑，也管不了小恶霸的死活。
自那次以后，或许是小恶霸害怕了，又或者是他看不上我们这几毛钱了，再没遇到他，他那次有没有受伤我们不知道，他已经改为到处偷鸡偷鸭了，几个村里的人渐渐都知道了这小恶霸的名声，只有他从村里路过，鸡鸭总会少几只，很多人家怕上了这个小地痞流氓。
有的人家也是不怕的，鸡鸭丢了，就到这小恶霸家里去兴师问罪，小恶霸的父母说管不了自己的儿子，对来兴师问罪的人赔礼道歉了事。
等我初中毕业，这小恶霸已经被劳教了，又过些年，我从外面回到村里，听说这小恶霸被枪毙了，对于他，我是一点同情心也生不起来的。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衣服干了又湿，湿了又干，割草的背篓越来越大，捡蜗牛的任务越来越重，李文白家的孩子仿佛长得慢，我和肖玲玲渐渐已经与李木一样高了。
有钱的日子花红柳绿，穷人的日子千篇一律，天没亮就起床，天黑了还在回家的路上。
冬天的日子最难熬，肖玲玲穿得厚一点，我比李文白家的孩子好不了多少。李瞎子没办法种庄稼，算命挣的那些钱要用来买口粮，我一上学，他的钱也紧张起来，常常要借学费，开学以后慢慢算命挣了还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的冬天怎么会那么冷，就算不下雪，记忆中也觉得比现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冷很多，整个人都是冰棍一般，嘴唇冻得裂开，嘴唇高高肿起来，唱歌都张不开嘴。
没有大棉裤大棉袄，也没有二棉裤和秋裤，我穿两条平日的单裤，李文白家的孩子始终是一条单裤，遇上下雨天，整个人从早发抖到晚上，人就那样一年一年的奇迹般活过来了，冬天的故事，总是伴随着凄美，如那嗖嗖的北风吹着光秃秃的树枝，摇曳时都显得那样无力。
到我开始上小学时，肖玲玲也上小学，虽然她比我小一岁，为了有个伴，肖玲玲与我同时上学，也不用大人送，显然大人对那八里崎岖山路是很放心的，李文白家的孩子也在上学，附近几个村里也有很多孩子走在那条路上，那是唯一的路。
到我们几个小伙伴都已经不上学了，听到有一首歌叫《母亲》，我总觉得那歌曲写的是堂吉诃德似的幻想，歌中唱道：“你读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，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，你爱吃的那三鲜馅有人给你包，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……”
每次听到《母亲》这首歌，我一直坚持认为写歌的人太过片面，他肯定不知道，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新书包，没有花折伞，泪水也没人擦，只能迎风把泪水吹干，留下心里的烙印，一生难忘怀。
我用的书包是李瞎子平日里赶集用的帆布包，暗黄色，袋口和背带已经有些脱线，就像飘荡在风里的白发，肖玲玲的一样，也是肖大刚以前赶集用的帆布包，只是肖玲玲那帆布包的白发稍微少一些。
我和肖玲玲的书包，和李文白家那几个我的同胞兄弟们的书包比起来，算得上是“新书包”了，李文白家大女儿李敏稍微好一些，可能考虑到是女孩子，又是家里长女，她也能背一个帆布包，帆布包的白发比我的还多，并且有很好的透气性，大小不同的几个窟窿，能看到里面装的什么书，彰显着她比我们大几级。
李木、李水、李余的书包简直是天下一绝，别具一格到世间仅有。他们面对自己的书包和别人的眼神，显得那样从容淡定、荣辱不惊，只稍微带一点怯懦和羞涩。多年以后，我看着我的四个一母同胞“荣归故里”时，我常常想，他们的不要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练就的，因淬炼得早，所以长大以后，这不要脸的功力少有人能与之并肩，以甩开别人望尘莫及的距离，很快取得了四镇八村那些一起与他们走出山村的孩子们，无法达到的“成功”。
他们的书包只武侠小说中第一大帮丐帮，能望其项背，装过化肥的两条大麻袋套起来（这样会耐用一些），新书旧书、铅笔钢笔、橡皮檫等等往里一扔，抗起来就走。这种书包收拾也极其方便，需要带的东西往里一拢，需要时伸手就能拿，这样好的书包，李木、李水、李余极其珍惜，必定这种装过化肥的麻袋，对于李文白家来说，也算是奢侈品了。
他们会常常把麻袋提起来看看底部，看看有没有铅笔快钻出来了，这可能是经验，也可能是陶春兰和李文白教的，严防财富遗失。
瘦小苦干的三兄弟，抗着麻袋书包时，感觉书包比人壮实。
花折伞这东西在山村更是少见，黑布雨伞已经算是难得的高档货了，李文白家自然是买不起高档货的。南方的雨季很是漫长，细雨霏霏的日子没完没了，这时候，需要装化肥麻袋的内衬担当起遮雨的重任，麻袋的内衬是透明塑料，其长度刚好能盖住一个孩子的身体，把其中一侧豁开，顶在头上，飘逸得如出落凡尘的大仙。当雨水迎面而来时，就只能好好享受风雨交加，只把麻袋书包小心翼翼的背在背上，避免雨伞打湿。
不管春夏秋冬，只要下雨，肯定得湿半身，瑟瑟发抖是常态，没人关心瑟瑟发抖，没人关心你湿了多少，老师也艰难，常常听见老师议论又多久多久没发工资了，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教书育人，已经是这小镇最高尚的灵魂了。穷和艰难是山村的常态，没有关心这种常态，只是李文白家更穷、更艰难一些，更不会有人关心，就像陶春兰常常教育我们说的：“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”，穷在深山会更惨。
走八里崎岖山路去镇上读书，还有一样极其重要的东西要带，那就是中午饭怎么解决的问题，那种智慧现在没有了。每个孩子带一个搪瓷杯，大小根据你的饭量而定，再带上米和红薯，到学校时，把米或者红薯放进搪瓷杯里，交给食堂，食堂统一用大蒸笼蒸熟，这几乎是每个孩子中午饭的解决方式。
李文白家是没有搪瓷杯这种东西的，他们家的孩子是用别人抛弃的铁皮罐头罐代替，里面装的也大多是红薯，米粒很少。这也有利有弊，搪瓷杯大多长相差不多，各自在盖子或者手柄处做上自己的记号，铁皮罐头则是不需要的，那样鹤立鸡群，老远就能看得见。
到中午排队去食堂寻找自己的饭碗时，他们能好不费劲的找到自己的饭碗，搪瓷杯有盖子，铁皮罐没有盖子，里面又是蒸熟了的红薯，几百个密密麻麻的饭杯，一眼便能望见那红薯的金黄，有时候被挤扁了也无所谓，空铁皮罐到处都能减到，先将就一餐，下一餐又是新的饭碗。
饥饿一上午的孩子们，中午冲向食堂时，如山呼海啸一般，肖玲玲每次都只能远远的站在门外，我和我的同胞兄弟冲进战场一样的食堂里，寻找自己的饭碗，顺便帮肖玲玲的一起带出来。
肖玲玲的搪瓷杯常常丢了，等食堂的人散得一个也没有时，搪瓷杯的饭碗还没有找到，那就是丢了，太好看、太新的搪瓷杯常常丢，被谁偷的不知道，还是李敏、李木、李水、李余四姐弟的饭碗安全，从没丢过，我的也丢了好多回。
好在我们六个孩子平时耍得好，每到丢饭碗时，就凸显出有四个一母同胞的重要性，要是肖玲玲的丢了，我的给她吃，我去分一点四姐弟的红薯吃，要是我的丢了，我就分一点肖玲玲的吃，再分一点四姐弟的，中午饭吃不饱也无所谓，晚上回家再吃。其实饿过肚子的人都知道，饿着饿着就会忘了肚子饿，实在不行，多喝点食堂的自来水，那东西是不要钱的，最多是多跑几趟厕所。
下雨天是枯燥无味的，整个世界都是湿的，人也是湿的，湿得人一点开心和浪漫的情怀都没有了，仿佛所有的情绪都被雨水淹没得频临死亡，再没有多余的力气寻找欢乐，雨天是那样的让人憎恨。
天干地爽，我们放学回家的路才会有欢乐，背着麻袋的和背着帆布包的，一起走在那条放学的回家路上，不管中午有没有饿肚子，此时都得寻出一些欢乐来。
童年里，人极其容易欢笑，掏一个鸟窝，烧一窝野蜂巢，看见别人摔倒在地上，山风突然吹起落叶，天上的云变换成各种动物的模样……都能让我们觉得好开心，还有肖玲玲的歌声，我们一起唱起来时，歌声在山沟里回荡，庄稼地里正干活的人，也会直起腰来，为这歌声仰望。
到傍晚放学时，这条路上全是孩子，我们六个一起，越走人越少，直到只有我们时，那就快到家了，因为我们这两个村处于两镇交界处，是离镇上最远的村了。
苦逼的孩子是不知道苦逼的，有一口吃的，还能上学，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。那时大一点的李木和李敏常常说：“真搞不懂，怎么会有那么多孩子不爱上学，不上学，在家里要做多少事情啊？”
这话别的孩子不懂，我和肖玲玲能懂，李文白家的孩子那样爱上学，是因为在家里有做不完的事情，农村里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付出体力和汗水，干得看不到尽头。而上学就好多了，天刚蒙蒙亮，凌晨五六点就从家里出走，到傍晚时，才回到家里，最多就是上山割一回猪草，一天下来显得轻松多了。
这条上学的路也并非是坦途，总有那么些恶霸一样的孩子，在这条路上称王称霸，我们六个一道，几乎没有人敢欺负我们。只有那么一个不上学的孩子，不只什么时候，他知道我和肖玲玲每天会带两毛钱零花钱后，天天就开始惦记我和肖玲玲的四毛钱。
这四毛钱能买四块冰棍，或者一个土面包，或者十六杯甜糖水，或者四十颗裹着糖的花生米。我和肖玲玲一般是用来买甜糖水，请李文白家的孩子一起喝，他们兜里从来没有一分钱，但他们喝了我们的糖水，却不帮我们一起对付那个路上的小恶霸，我和肖玲玲也不计较。因为他们在外面只要有一点点打架这样的是非事情，不管对错，回去一定得挨李文白一顿好打，已经被打怕了，在外面打架这样的大事情，只能交给我和肖玲玲，因为我们两个不挨父母打。
那个小恶霸出现在路上时，我们一般是飞快的跑，他常常是跑不过我们的，我们满山遍野捡蜗牛时锻炼得好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和肖玲玲是非常有英雄气概的，我们的英雄豪情来源于不会被父母打。这个小恶魔力气很大，我们联手也很少打得过他，被他抢了好几次两毛钱，有时候一毛钱，总之这小恶霸是不会空手而归的。
被小恶霸抢了那么几回后，我和肖玲玲便私下想办法要狠狠教训他。那一天上学，雾色朦胧中，那个小恶霸的身影又出现了，我的四个一母同胞一如既往地放慢脚步，与我和肖玲玲拉开距离，其实他们不用害怕的，他们又没钱，有时会被小恶霸打两巴掌，那也比挨李文白的打轻松到不知哪里去了。
我和肖玲玲早已选好了远途的悬崖，等着好好教训这个小恶霸，看见他向我们如鬼魅魍魉一般的靠过来，我们慢慢往悬崖边上走去，走到悬崖边上时，我们两个再分开站着，趁着大雾，小恶霸趾高气扬的追过来，我顺手轻轻一推，小恶霸就飘进了大雾中，随即听到一声惨叫，我和肖玲玲拔腿就跑，也管不了小恶霸的死活。
自那次以后，或许是小恶霸害怕了，又或者是他看不上我们这几毛钱了，再没遇到他，他那次有没有受伤我们不知道，他已经改为到处偷鸡偷鸭了，几个村里的人渐渐都知道了这小恶霸的名声，只有他从村里路过，鸡鸭总会少几只，很多人家怕上了这个小地痞流氓。
有的人家也是不怕的，鸡鸭丢了，就到这小恶霸家里去兴师问罪，小恶霸的父母说管不了自己的儿子，对来兴师问罪的人赔礼道歉了事。
等我初中毕业，这小恶霸已经被劳教了，又过些年，我从外面回到村里，听说这小恶霸被枪毙了，对于他，我是一点同情心也生不起来的。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衣服干了又湿，湿了又干，割草的背篓越来越大，捡蜗牛的任务越来越重，李文白家的孩子仿佛长得慢，我和肖玲玲渐渐已经与李木一样高了。
有钱的日子花红柳绿，穷人的日子千篇一律，天没亮就起床，天黑了还在回家的路上。
冬天的日子最难熬，肖玲玲穿得厚一点，我比李文白家的孩子好不了多少。李瞎子没办法种庄稼，算命挣的那些钱要用来买口粮，我一上学，他的钱也紧张起来，常常要借学费，开学以后慢慢算命挣了还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的冬天怎么会那么冷，就算不下雪，记忆中也觉得比现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冷很多，整个人都是冰棍一般，嘴唇冻得裂开，嘴唇高高肿起来，唱歌都张不开嘴。
没有大棉裤大棉袄，也没有二棉裤和秋裤，我穿两条平日的单裤，李文白家的孩子始终是一条单裤，遇上下雨天，整个人从早发抖到晚上，人就那样一年一年的奇迹般活过来了，冬天的故事，总是伴随着凄美，如那嗖嗖的北风吹着光秃秃的树枝，摇曳时都显得那样无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