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80章 举家守天津（为再生逍遥无忧客加更
李邦华不是光过来看学生的，七十好几的人了，没必要光为了这点不远千里、舟车劳顿而来，郑恩再是出征在外，也总有一天会去南京的。
原天津三卫直沽卫城，也是现在的天津城，加固到了两丈半高，论城高，论坚固程度都不低于北京的天津城墙马道之上，郑恩正搀扶着李邦华，慢慢走着。
清晨的阳关格外的温和，李邦华挣开郑恩的搀扶，不忘严师形象的说了一句我还没老的走不动，之后扶着城墩喘气。
卫河北岸的天津北城，本就是狭小牢固的军城，如今俨然是一座坚不可破的万年乌龟壳，这天津南城因为有卫河挡住了北方的异族南下，所以修建之处就宽敞很多，防御力也没北城强。
现在天津的居民相继搬迁了出去，城中多是天津驻军的家眷，而南北城又持续加固中，大有将自己作为清虏的眼中钉，并越刺越深的意思。
城角在原角楼的基础上，正在必须动工改动中，因南城没有城门瓮城，挨着的城门外也在动工中。
如今李邦华就在这离城门不远的城墙上，看这动工的场地，以及一些穿着汉人的衣服，却是洋人样子的人在指挥。
而这个城门外的工事也是古怪的很，看框架完全不是修瓮城的样子。
郑恩仿佛能看穿师父的心事，开口做出了解释：
“师父，这城门外新建的正如您所见，并不是瓮城，而是跟瓮城类似的存在。
它型如三角形的实心高台，一条边与城门平行却不相交，与城门楼预留的宽度是十步作为进出通道。
位于三角形实心高台与城门楼上，别说是火铳，哪怕是用石头砸，也能砸到实心高台与城门楼之间仿佛一线天的通道任何一个点。
三角高台由桥梁于空中，直接与城门楼相连，又因为是实体的高台，全由夯土包巨大的城砖建造，挡在了城门的前面，敌军来攻时，不轰塌高台，大炮是绝对攻击不到城门的。
而轰塌高台不如轰塌城墙，要轰塌城墙，特别是坚固的天津城加固的城墙，非几十门红夷大炮持续不断轰炸而不可也！
红夷大炮太少，根本无法轰塌城墙，因为大炮要散热，大炮有使用寿命，普通的小炮就更别说了。
三角实体高台又有着炮台的作用，且因为凸出又是角尖冲外，周围城外，成扇形的，几乎无死角的在高台炮击范围之内。
敌人想轰塌城墙，也要看看炮台的红夷大炮会不会先轰光了他们。
清虏大军围攻天津城，人再多，学生也自信能守住天津城到粮绝为止。
而天津城普通百姓多已迁出，介时被围了也很难耗到粮绝，学生也会时常补给天津城粮草储备，保证天津城军民常备超过两年的粮食。
如此天津城必将牢牢的控制在我们手中。
因为有学生在，清虏主力是绝对没有办法围困一地两年而不动的。”
郑恩最后的一句话无比的霸气与自信，是啊，有郑家军海师在，清虏所控制的北直隶、辽东辽西、满洲漫长的海岸线，都是几乎不设防的存在，郑家军陆师随时可以从沿海登陆，哪怕是打海上游击，也能拖垮了清虏。
不然清虏有种来个迁海令。
清虏现在的地盘就这么点大，又无不沿海，迁海令一旦提前颁布，那清虏要失去多少最肥沃最有钱的领地？未来的食盐又怎么完全供应？何况三面环海的朝鲜半岛不要了？
清不要朝鲜半岛，那么朝鲜半岛立马就会变成了，郑家军进攻清龙兴之地满洲的前沿基地，那个时候一样是顾头不顾腚。
对于郑恩海上袭扰战术的成功，李邦华是无比的欣慰，看着这慢慢拔地而起的三角高台，感叹道：
“看到这些我就放心了。
恩儿，大明有你，是上天赐予的福分啊！甚至超过了上天赐予南宋的武圣岳武穆，那以后我李家也拜托你了。”
李邦华这话，不是叫郑恩去江西，照顾他李邦华家人的意思，而是他李邦华的家人已经迁到了天津城，除李邦华带着老仆继续在南京做次辅以外。
他的弟弟李邦美，他的不成器的从孙李元鼎，带着他那没分家，算上李邦华的后母，已经五代同堂一大家子上百口，都迁到了天津城，誓与天津共存亡。
家人非家族。
不过李邦华不知道的是，郑恩已经下定决心在李邦华离开河北之后，就将李邦华的一大家子上百口给迁到郑家岛去，再不济也迁到靠海的大沽口去。
定不能让民族英雄师父的家人有个三长两短。
这个时候新任天津知县，李邦华走后就是大沽口知县的李邦美。
还有原大明光禄寺少卿，北京城破又做了顺之光禄寺少卿，而因为郑恩曾经光复过北京，而没来的及做清之太仆寺少卿、兵部右侍郎，并被清追赠户部尚书的李元鼎。
两人都正跟在李邦华及郑恩的身后。
值得一提的是李元鼎，还在尿床中的儿子李振裕，历史上的清朝历任工、刑、户、礼四部尚书的李振裕，也来了天津，要与天津共存亡。
到了自己的眼皮底下，看来这对父子两是没有机会做汉奸尚书了。
李邦华除了送家人过来，加视察河北防务、看望最重要的学生以外，还有个任务就是宣读圣旨。
朝廷可以忘记给河北六镇总兵发饷，但绝不能忘记对方的存在，有时候一些惠而不费的荣誉也不能忘记。
李邦华带来的圣旨就是惠而不费的荣誉。
“奉天承运，皇帝敕曰：
北直隶镇军师郑渡劳苦功高，为扶持大明鞠躬尽瘁，特加封大沽伯爵，加授中奉大夫，正治卿。
北直隶镇副总兵甘辉、高文采，卫国有功，战功赫赫，特依次加封大沽子爵，大沽男爵，加怀远将军、轻车都尉。
北直隶镇参将郑大力、邓世忠、邓大继、朱纯八、李侔、王晓战功累累，特统一加封武德将军、骁骑尉。
……
崇祯十七年九月初一。”
原天津三卫直沽卫城，也是现在的天津城，加固到了两丈半高，论城高，论坚固程度都不低于北京的天津城墙马道之上，郑恩正搀扶着李邦华，慢慢走着。
清晨的阳关格外的温和，李邦华挣开郑恩的搀扶，不忘严师形象的说了一句我还没老的走不动，之后扶着城墩喘气。
卫河北岸的天津北城，本就是狭小牢固的军城，如今俨然是一座坚不可破的万年乌龟壳，这天津南城因为有卫河挡住了北方的异族南下，所以修建之处就宽敞很多，防御力也没北城强。
现在天津的居民相继搬迁了出去，城中多是天津驻军的家眷，而南北城又持续加固中，大有将自己作为清虏的眼中钉，并越刺越深的意思。
城角在原角楼的基础上，正在必须动工改动中，因南城没有城门瓮城，挨着的城门外也在动工中。
如今李邦华就在这离城门不远的城墙上，看这动工的场地，以及一些穿着汉人的衣服，却是洋人样子的人在指挥。
而这个城门外的工事也是古怪的很，看框架完全不是修瓮城的样子。
郑恩仿佛能看穿师父的心事，开口做出了解释：
“师父，这城门外新建的正如您所见，并不是瓮城，而是跟瓮城类似的存在。
它型如三角形的实心高台，一条边与城门平行却不相交，与城门楼预留的宽度是十步作为进出通道。
位于三角形实心高台与城门楼上，别说是火铳，哪怕是用石头砸，也能砸到实心高台与城门楼之间仿佛一线天的通道任何一个点。
三角高台由桥梁于空中，直接与城门楼相连，又因为是实体的高台，全由夯土包巨大的城砖建造，挡在了城门的前面，敌军来攻时，不轰塌高台，大炮是绝对攻击不到城门的。
而轰塌高台不如轰塌城墙，要轰塌城墙，特别是坚固的天津城加固的城墙，非几十门红夷大炮持续不断轰炸而不可也！
红夷大炮太少，根本无法轰塌城墙，因为大炮要散热，大炮有使用寿命，普通的小炮就更别说了。
三角实体高台又有着炮台的作用，且因为凸出又是角尖冲外，周围城外，成扇形的，几乎无死角的在高台炮击范围之内。
敌人想轰塌城墙，也要看看炮台的红夷大炮会不会先轰光了他们。
清虏大军围攻天津城，人再多，学生也自信能守住天津城到粮绝为止。
而天津城普通百姓多已迁出，介时被围了也很难耗到粮绝，学生也会时常补给天津城粮草储备，保证天津城军民常备超过两年的粮食。
如此天津城必将牢牢的控制在我们手中。
因为有学生在，清虏主力是绝对没有办法围困一地两年而不动的。”
郑恩最后的一句话无比的霸气与自信，是啊，有郑家军海师在，清虏所控制的北直隶、辽东辽西、满洲漫长的海岸线，都是几乎不设防的存在，郑家军陆师随时可以从沿海登陆，哪怕是打海上游击，也能拖垮了清虏。
不然清虏有种来个迁海令。
清虏现在的地盘就这么点大，又无不沿海，迁海令一旦提前颁布，那清虏要失去多少最肥沃最有钱的领地？未来的食盐又怎么完全供应？何况三面环海的朝鲜半岛不要了？
清不要朝鲜半岛，那么朝鲜半岛立马就会变成了，郑家军进攻清龙兴之地满洲的前沿基地，那个时候一样是顾头不顾腚。
对于郑恩海上袭扰战术的成功，李邦华是无比的欣慰，看着这慢慢拔地而起的三角高台，感叹道：
“看到这些我就放心了。
恩儿，大明有你，是上天赐予的福分啊！甚至超过了上天赐予南宋的武圣岳武穆，那以后我李家也拜托你了。”
李邦华这话，不是叫郑恩去江西，照顾他李邦华家人的意思，而是他李邦华的家人已经迁到了天津城，除李邦华带着老仆继续在南京做次辅以外。
他的弟弟李邦美，他的不成器的从孙李元鼎，带着他那没分家，算上李邦华的后母，已经五代同堂一大家子上百口，都迁到了天津城，誓与天津共存亡。
家人非家族。
不过李邦华不知道的是，郑恩已经下定决心在李邦华离开河北之后，就将李邦华的一大家子上百口给迁到郑家岛去，再不济也迁到靠海的大沽口去。
定不能让民族英雄师父的家人有个三长两短。
这个时候新任天津知县，李邦华走后就是大沽口知县的李邦美。
还有原大明光禄寺少卿，北京城破又做了顺之光禄寺少卿，而因为郑恩曾经光复过北京，而没来的及做清之太仆寺少卿、兵部右侍郎，并被清追赠户部尚书的李元鼎。
两人都正跟在李邦华及郑恩的身后。
值得一提的是李元鼎，还在尿床中的儿子李振裕，历史上的清朝历任工、刑、户、礼四部尚书的李振裕，也来了天津，要与天津共存亡。
到了自己的眼皮底下，看来这对父子两是没有机会做汉奸尚书了。
李邦华除了送家人过来，加视察河北防务、看望最重要的学生以外，还有个任务就是宣读圣旨。
朝廷可以忘记给河北六镇总兵发饷，但绝不能忘记对方的存在，有时候一些惠而不费的荣誉也不能忘记。
李邦华带来的圣旨就是惠而不费的荣誉。
“奉天承运，皇帝敕曰：
北直隶镇军师郑渡劳苦功高，为扶持大明鞠躬尽瘁，特加封大沽伯爵，加授中奉大夫，正治卿。
北直隶镇副总兵甘辉、高文采，卫国有功，战功赫赫，特依次加封大沽子爵，大沽男爵，加怀远将军、轻车都尉。
北直隶镇参将郑大力、邓世忠、邓大继、朱纯八、李侔、王晓战功累累，特统一加封武德将军、骁骑尉。
……
崇祯十七年九月初一。”